跨過瀾滄江,在保山看到了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;跨過怒江,在瀘水看到了駝峰航線的53號運輸機。這兩天的收獲非常豐盛。離開片馬鎮,駕駛海馬S7翻越高黎貢時,忽然覺得,我與69年前的那場戰爭,越來越近了。
上篇說到,沿著崎嶇的山道,下到博南山深谷處,通過新建的霽虹橋,跨過瀾滄江,緊接著,就是翻越羅岷山。開始的一段,山勢極為陡峭,最陡的地方約為70度,這樣的坡度看上去,簡直就是垂直的。沿著狹窄的山道七拐八拐,用了1個多小時,翻了過去,進入保山壩子。從地圖上看,這條昔日的滇緬公路,如今叫049鄉道,沿途經過了一些村子,比如,平坡、新路、阿張壩、官坡、福祿地。
從瀾滄江算起,走了40公里的時候,接近板橋鎮,右轉往北2公里,便是馬王屯。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小村子,但村東650米處,是大名鼎鼎的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。
中國遠征軍的3個3
與英國遠征軍相比,咱們的這支遠征軍其實沒走多遠,既沒跨洲也沒跨洋,就是去了趟鄰國緬甸,最遠走到同古一帶,距中緬邊境800公里。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史唯一的一次出國作戰,其實也不盡然,袁世凱就曾帶著軍隊征戰朝鮮,最后把人家的國王抓到天津了。遠征軍的規模很大,且最終是以勝利告終,可這段歷史,被塵封了好一陣。有家電視臺在昆明市中心隨機采訪,多位年輕人均表示從未聽說過中國遠征軍,只有一位老人說知道,但何年何月何事,想不起來了。
這種現象是極為普遍的。在“星爺與海馬S7”系列游記中的第一篇里,我曾說過,小時候多次跟隨家父到衛叔叔家,當時卻一點兒都不知道,衛叔叔的父親,就是中國遠征軍總司令。長大后靠閱讀,才逐漸知道了這段歷史。大約在六七年前的9月2日,在電臺做節目,廣告時,與人閑聊天,我說,今天是徐永昌上將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。對方問,誰是徐永昌。聽我介紹后更為驚訝:抗戰不都是八路軍嘛,怎么還有國民黨?
這幾年,遠征軍的故事逐漸浮出水面,《滇西1944》、《中國遠征軍》、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,一個又一個表現這段歷史的電視劇,雖然描寫的不太真實,夸張成分較多,但起碼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段歷史。
1941年12月7日,日本人偷襲珍珠港,美國對日宣戰,緊接著,除了蘇聯以外,中國、英國等盟國均對日宣戰。與偷襲珍珠港同時,日軍南下,開始對東南亞諸國動武,緬甸是我國獲得戰略物資的重要通道,由于緬甸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,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共同保護滇緬公路的協議,遠征軍第一路軍長官部因此成立。之所以叫第一路軍,是因為當時還有第二路軍的計劃,目標是越南,不過這個計劃沒有執行。
第一路軍的總司令是羅卓英,副總司令杜聿明,總指揮史迪威。下轄3個軍。此外,還有直屬部隊-李志鵬的36師,張祖武的工兵營以及炮營,憲兵隊。
1,第5軍,軍長杜聿明,下屬余韶的96師,戴安瀾的200師,廖耀湘的新22師。
2,第6軍,軍長甘麗初,下屬彭壁生的49師,呂國荃的93師,陳勉吾的暫55師。
3,第66軍,軍長張軫,下屬劉伯龍的新28師,馬維驥的新29師,孫立人的新38師。
事實上,遠征軍第一路軍成立之初,就任命衛立煌為總司令,但由于衛立煌沒能到任,于是改成羅卓英。沒到任的原因有2個傳說,第一是衛立煌墜馬受傷,第二是私下通共。
遠征軍組建后,于1942年2月進入緬甸,到了4月便兵敗如山倒,而且職務越高,跑得越快,據說總司令羅卓英用武力挾持了一列火車,這樣的奔跑方式,日本人想追也難。總司令既然如此,軍長也不甘示弱,甘麗初與張軫一口氣從畹町跑回保山,即使擱在今天,這速度都是相當快的。后來,孫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隊退到了印度,改名為中國駐印軍,其它部隊回到國內,依然叫中國遠征軍。再往后,蔣介石將總司令換成陳誠,可陳誠指揮不動這些能夠直接與蔣介石說話的將領,上下級矛盾尖銳,傳說陳誠最后被氣的吐了血,于是,在1943年11月,總司令換成了衛立煌。也就是說,中國遠征軍雖然只存在了3年零3個月,但前后有3任總司令,正好是3個3。
衛立煌是常勝將軍
衛立煌出任遠征軍總司令后,隨即將司令部從楚雄前移到保山,駐扎在距離保山市區北側12公里的板橋鎮馬王屯,因為這里距離怒江前線的直線距離只有37公里。在馬王屯,衛總司令指揮2個集團軍共計20個師,渡過怒江向日軍第56師團發起進攻,直到滇西反攻獲勝,滇緬公路重新開通。當地人將這里稱為立煌營。
衛立煌將軍是安徽合肥人,字俊如。15歲時只身前往武漢,在一所學兵營里接受了軍事訓練,隨后,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先生,20歲時,成為孫中山大本營的一名警衛。在以后的大小戰斗中,衛立煌的軍事才能得以體現,在軍中的職務穩步上升。抗戰初期,衛立煌任第14集團軍總司令,駐軍石家莊,1937年8-9月間,衛立煌指揮部隊與日軍展開激戰,大挫日軍銳氣。他的名字因而在日軍陣營中傳開,日軍華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視衛立煌為“支那虎將”。
雖然衛立煌在隨后的幾次對日作戰中戰績不錯,但由于他與共產黨關系較好,還曾訪問延安,并送去了大量軍火,蔣介石最終撤消了衛立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的職務,當衛立煌離開河南時,洛陽民眾數萬人焚香夾道相送。當時的河南曾流傳著這樣一首歌:中條山高又高,衛長官指揮好,飛機轟不動,大炮打不倒。活動堡壘威力大,我們守得牢又牢,打得鬼子無處逃,無處逃。
在史迪威的憶錄中,稱衛立煌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干的將領,在美國的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中,稱衛立煌是“常勝將軍”,能干與常勝,在共產黨部隊中比較常見,但在國民黨的軍人里,比較少見。
蔣介石撤退臺灣后,衛立煌滯留在香港,1955年回到大陸,定居北京,成為國軍高級將領中,第一個回到新中國的人。1960年因患傷寒去世,享年64歲,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。
探訪司令長官部
穿過馬王屯,順著柏油路一直走,走了1.5公里來到路的終點,這里是很平緩的山頂,有一些建筑,但都比較新(上圖)。正在疑惑,有位長者出來,熱情地跟我打招呼,并請我進到院中,可隨即發現我不打算把車開進院,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,說:我們這什么都沒有,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轉身走了。
這個過程時間很短,也就1分鐘左右。事后我琢磨了半天,覺得其間的變化很奇怪。我能想出來的唯一的解釋是,他以為我是住店的客人,當發現不是,便對我失去了興趣。畢竟,對于有些人來說,滇西的這些抗戰歷史,就是一種“資源”。雖然不止一位學者反復提醒,保護、尊重歷史,不能與經濟開發混為一談。
事后聽說,山頂的那塊地方已經租出去了,作為商業開發使用。更詫異了。能有多少人會像我這樣,千里迢迢跑到保山郊外的一個村子里,只是為了看一眼昔日的遺跡。云南旅游很紅火,但大家更有興趣的,是西雙版納、大理、麗江和迪慶。
順著來路往回走,距馬王屯650米的時候,有一片開闊地(下圖),停車查看,心想,如果我是衛立煌,我會把營地設置在這里,起碼隱秘一些,剛才山頂的那片區域太突出了,周圍無遮無攔,敵人來架飛機,都不用瞄準,隨便扔幾個炸彈,肯定炸得著。
在這片空地的西側,有一些廢棄的房子,雖然很陳舊,但看樣子不像是抗戰時期的建筑。據資料介紹,衛立煌當時是將這里的一個倉庫改建成辦公室和住所,后來,陸續建設了60棟營房,并有高炮陣地、戰壕、碉堡、彈藥庫等軍事設施。
遇到一位村民,向其打探,他說這里確實是司令部,但當時的房屋早沒了,留下的遺跡,只有一些防空洞和一個馬廄。眼前這些房子,是后來蓋的,曾是解放軍預備役的訓練營。
這些地基,不知道是不是當年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的建筑所在。
在馬王屯村里逛了逛,很想找位知情的老人,了解一些當年的故事,可沒找到。
馬王屯到板橋鎮一共是4公里,途中一半的地方,有個世科村,村東有個寺院,叫光尊寺。這座寺院最早是南詔國時代建立的,現存建筑是清朝所建。有的文章說衛立煌的司令部就在這里,可更多的資料顯示,長官部只是在這里舉行過會議。抗戰勝利后,在衛立煌的倡議下,在寺院里建了一所中學,叫遠征中學,李根源先生題寫了校名。現在這所學校在板橋鎮上,叫保山市第七中學。
寺院在五六十年代遭到破壞,當時這里是糧食倉庫,如今所看到的,是2008年修復的。
寺院恢復以后,宗教活動也相應恢復了。一個小村子擁有一所大寺院,而且是金碧輝煌,很是常見。前幾年在大寨的虎頭山上,就看見一個,規模之大,超出想象,幾乎占據了整個山頭,極為莊重,極為威嚴。看后不禁感慨,大寨是毛澤東樹立的典型,在1964年發布了“工業學大慶,農業學大寨,全國學解放軍”的最高指示,想不到幾十年后,大寨把釋迦摩尼放在比共產主義更高的位置上了。
不管是宗教還是主義,有信仰是好事,沒信仰才非常可怕。沒有信仰的人,就會沒有自我約束,沒有自我約束,就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為所欲為,無所畏懼,往小了說,這種人會把排隊加塞、不遵守交通法當成家常便飯,往大了說,他們會干一些諸如往大米里摻毒、往奶粉里摻毒的缺德事,且毫無愧疚。
在光尊寺里,一位長者看我拿著相機,便主動走過來,熱情地介紹,他告訴我,這間房子就是衛立煌住的地方(下圖)。
板橋鎮
距離光尊寺2公里處,便是板橋鎮。這里和云南驛一樣,也是西南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驛站,是昔日馬幫商隊的必經之地。
現在的板橋鎮,西側百米開外,便是G65高速的出入口,還有320國道,可真正的老街,是鎮內的青龍街,長800余米,石板路面依舊保持著歷史原貌,兩側是前店后宅式的傳統民居,看上去古色古香。
在《父親的戰場》一書中,章東磐先生為讀者講述了一個頗為感人的故事:遠征軍沿滇緬公路推進,在中緬邊境上的畹町,與日軍有過一場激戰。1945年元旦那天,遠征軍2軍27團2營營長劉昌順少校,帶隊向日軍發起攻擊,日軍陣地被拿下來了,包括劉昌順少校在內的數十位勇士,犧牲在了這個叫黑猛龍的地方。27團干事劉志聲上尉,奉命將劉少校等3位軍官的遺體,送至芒市烈士陵園安葬。
到了芒市,烈士陵園尚在籌劃中,劉上尉遵命將烈士遺體先行安葬,做了詳細記錄并上交后,返回部隊復命。不久,滇西戰役結束,劉上尉復員,回到了家鄉——板橋鎮。
50多年后,已逾古稀之年的劉老伯忽然聽說,他親手安葬的3位烈士,并未進入烈士陵園,于是,劉老伯兩次前往芒市,試圖找到3位烈士的棺材,但在挖開的3個坑穴里,只看到了黑紅色的土。劉老伯將3包土送到德宏州政協,政協領導立即同意將血土葬入遠征軍烈士陵園,但因預算不足,豎墓碑需要再等一段時間。劉老伯分外激動,給政協領導行了個軍禮:首長,我代表3位死者的在天之靈,感謝首長寬宏大量的搭救之恩,允許我把他們的血土帶進墓園。
回到板橋,劉老伯在幾位退休老人的資助下,湊了1000多元,刻好了墓碑,送到芒市。政協領導給劉老伯回信說,碑都立好了,其中,劉昌順少校的碑有2個,因為原碑找到了。隨信還送來了墓地的照片。
原來,芒市公安局的一位退休干部,在當地一位教師家里,找到了當年為劉昌順少校立的墓碑,教師開始不同意取走墓碑,因為他家一直用這塊墓碑當搓板洗衣服——你拿走了,我家怎么洗衣服?
最后,這塊墓碑還是回到了劉昌順少校的墓前。也許,這是遠征軍中唯一有2塊墓碑的墓地。
劉老伯前往芒市尋找墓地的過程中,退休老人蘇漁耕先生不僅積極參與,并在經濟上給予資助,還幫助劉老伯與政協聯系。在芒市期間,兩位老人面對30元一天的旅館有些力不從心時,來自板橋的包工頭提供了住宿與餐食,并派工人幫助老人一起挖坑找墳。
劉老伯1942年參軍抗日,1945年復員后,重操舊業——繼續當小學教員,新中國成立后,這位前國軍上尉,以“一般性歷史問題”,安排到糧食站當會計,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工資加補貼共計52.3元,為了補貼家用,劉老伯在自己家里開了個花圈店。
讀到這個感人的故事,我很想拜訪一下劉老伯,板橋老街并不長,很快就找到了花圈店,進門問,確實是劉家的,但劉老伯已經去世了。